9月23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在出席北京外國語大學非洲學院和亞洲學院成立儀式時表態,必須讓大學的“金專、金課、金師”隨處可見,讓“水專、水課、水師”無處安身。他還表示“要讓那些不用心教書、只關心自己成長的教師離開教師崗位”。對此,教育部也將出臺具體新規。(9月24日《北京日報》)
吳司長的表態背后,隱藏著一個客觀事實,即絕大多數的高校教師,其實都至少具備兩重身份:一是學者,二是師者——前者以輸出科研成果為己任,后者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天職。一名理想中的優秀高校教師,既應該是一位受過扎實研究訓練、有著良好學術規劃的學者,也應該是一位在講臺上兢兢業業、日臻“桃李滿天下”境界的師者。我們所崇敬的先生們,其實都是在這兩重身份上同時取得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成就,達到了“珠聯璧合”的境界。而在教學、科研任何一重身份上做得不夠好,可能都只能被視為“匠”,而不能被稱為“師”——當然,還有少數高校教師同時也會有高校黨政干部、政府和企業顧問、媒體評論員等其他身份,但最主要的兩重身份依然是教學和科研。
不過,骨感的現實是,對很多高校教師而言,在這兩重身份上,“魚與熊掌”的不兼容性,往往要大于“珠聯璧合”的可融合性。這種潛在的不兼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呈現出來——一方面是制度性約束,另一方面是方向性矛盾。
制度性約束是目前被普遍觀察到的現狀。就目前的高校教師考核制度而言,論文、專著、課題和基金立項是高校教師最重要的職稱風向標,而發表學術成果的周期之漫長、過程之繁復,已經占據了高校教師的大部分精力。在有限的時間資源下,高校教師必然會面臨魚與熊掌的取舍。對此,李連江教授甚至在其講座集《不發表,就出局》作出了“寫作始終慘淡經營,發表永如萬里長征”的調侃。如果要捍衛自己的學者身份,那么相當的研究時間必須要得到充分保證。徐淑英教授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證方法》中也提到“一般而言,做一個學者,一個研究有成就的人,起碼需要把一半以上的時間放在研究上”。
而另一個不易察覺的挑戰,在于教學和科研二者間的方向性矛盾。高校教師往往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向,卻又往往會承擔與自己研究方向相關性不大的教學任務,這種情況在“青椒”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為了完成目標考核,高校青年教師可能會向本科生教授自己并不擅長的專業細分課程,難以保證教學質量。低年級本科生可能會接觸大量的學科基礎性、通識性課程,這樣的課程如果讓一位教師來全程教授,很可能會讓若干的學科基礎理論和核心內容被忽視,這將影響到學生對完整的學科知識體系的腦圖搭建。
從高校教師的兩重身份出發,將其中存在的問題拆解成上述兩個部分,我們大致會看到一幅“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無奈場景。實際上,無論偏重教學,還是偏重科研,其實都違背了洪堡的大學理念。而在今日的語境下,高校似乎更多地偏向于這根數軸的科研一端,高校教學端的意義和地位,亟須思想認識上的高度統一。這是政策制定者在具體制度落地前首先要做的工作。
而高校教學端的意義,尤其是高校教學管理改革的意義,其實可以概括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上游抓手”——唯有上游水清,中下游的教育生態才不會污濁,我們才會放心地讓畢業生們輸出到社會的大;蜻M一步深造的象牙塔中。教育部對高校教師授課情況狠抓落實,也正是基于這種人才培養的長遠考慮。
在某種意義上,高校教師的教學活動,直接關系到高校學生特別是本科生的培養質量,而后者是衡量一所高校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標準之一。如何向教學端靠近,這是政策制定者下一步必須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對于教學改革在落地和執行環節可能遇到的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困難,政策制定者也應作好準備。高校教師兩重身份的“珠聯璧合”,或許會逐步取代“魚與熊掌”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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